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出生在紐約一個富裕家庭。由于家道中落，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到他成為伯克萊加州大學物理學教授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政治觀念左傾激進的人了。

1942年，奧本海默入選一個物理學家團體，評估制造 原子彈 的可能性。主持美國政府這個“曼哈頓計劃”的戈羅夫斯將軍（Gen. Leslie R. Groves）深為奧本海默的思想和才華所吸引，他不顧監督“曼哈頓計劃”的一些安全官員的反對，將奧本海默任命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the Los Alamos Scientific Laboratory）的主任。

這個新的實驗機構在1943年4月成立的時候只有幾百名科學家，但是迅即發展成一個擁有六千名男女專家的“秘密之城”。二十七個月以后，這些專家在他們昵稱為“奧匹”的奧本海默領導下，成功地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個原子彈。
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們一致認為，沒有奧本海默的非凡領導才能，原子彈趕在戰爭結束之前實驗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是不可能的。對于成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來說，這是一種驕傲，更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位于美國新墨西哥州曠野中的“秘密之城”洛斯·阿拉莫斯范圍很大，星散著許多低矮的辦公室、實驗室。奧本海默不是駕駛一輛軍用吉普，就是開著他自己的那輛大型黑色別克，在這些辦公室、實驗室之間出沒。每到一處，他總是坐在房間的最后面，不停地抽煙，靜靜地聆聽大家的討論。他的出現常常可以激活人們的更高想像能力。

物理學家威斯科夫（Victor Weisskopf）說：“每當一個新的計劃開始試行，或者一個新的概念開始醞釀，奧本海默就會出現在那個實驗室或者討論會現場。大部分時候，他都不會提出他自己的見解或者建議。他的重大影響來自其他方面。他的連續、長時間出現，使我們強烈地感覺到，他是和我們直接在一起的。”

理論物理部主任貝舍（Hans Bethe）回憶起一次討論會，主題是已經辯論過多次沒有得到結論的熔化钚的容器問題。聽了辯論以后，奧本海默站起來做了一個總結。他沒有直接說哪一種意見是對的，但是當他離開會場的時候，大家都已經明白最后的結論是什么了。

1944年底，盟軍登陸諾曼底六個月以后，形勢已經非常清楚：歐洲戰事行將結束。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們開始從道德角度，思考繼續研制這種大規模殺人武器的必要性。實驗物理部主任威爾森（Robert Wilson ）就此問題和奧本海默進行了長時間談話。他建議，舉行一個正式的會議來公開討論原子彈是否必要的問題。威爾森發現奧本海默面有難色：“他建議我們說點別的什么，因為他不想讓那些安全人員來找我的麻煩。”

盡管對奧本海默心懷尊敬，威爾森還是在洛斯·阿拉莫斯遍貼告示，宣布舉行一次公開會議，討論“原子彈對文明的沖擊”問題。

那次會議有二十個人參加。令威爾森意外的是，奧本海默準時出席會議，聆聽了大家的討論。威爾森回憶道：“我們進行了一次深入暢快的討論，討論的主題是：大戰勝利在即，為什么還要制造原子彈。”

年輕的爆炸技術物理學家羅森（Louis Rosen）記得奧本海默在一次討論會上的演講，題目是“美國對人類社會使用這樣的武器是否正確”。奧本海默強調，身為科學家，在如何使用原子彈這樣的問題上，我們發表意見的權利和普通公民是一樣的。羅森說，奧本海默是一個“非常雄辯而且有說服力的人”。

化學專家赫契菲爾德（Joseph O. Hirschfelder）也記得一次類似的討論會，舉行地點是洛斯·阿拉莫斯一處矮小的木屋。那是1945年初一個寒冷的星期天黃昏，天降暴雨。奧本海默說，盡管我們大家都注定生活在永久的恐懼之中，但是， 這樣一顆炸彈有可能結束所有的戰爭。這樣的一個希望對于許多正在組裝原子彈的科學家們有相當的說服力。

在另外的場合，奧本海默也說過，如果世界上的人們不了解這樣一種新型武器已經問世，這場戰爭是不應該結束的。如果原子彈依舊是一個軍事秘密，那么下一次大戰必定是一場原子彈戰爭，并且會被用來進行突然襲擊。科學家必須走在前面，他解釋道，立足在一個至少已經檢測過的地方。

1945年4月12日，正好是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建立兩周年，傳來了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奧本海默在吊唁羅斯福總統的會議上說，多年來我們大家都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和恐懼，羅斯福總統使得全世界億萬人民有了信心：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所做出的犧牲，將使一個更加適合人類文明的新世界誕生。他的結論是：“我們應該獻身于這個理想，使這個壯麗事業不會因為羅斯福總統的死亡而中止。”

他始終相信，羅斯福總統和他的手下，對這個威力恐怖的新武器的使用需要一個新思路這個事實是了解的。吊唁會后，他對助手霍金斯（David Hawkins）說：“羅斯福是個偉大的建筑師。現在，杜魯門也許會是個好工匠吧。”

杜魯門入主白宮以后，太平洋戰場進入了最血腥的殺戮階段。1945年3月9日晚上，三百三十四架B-29轟炸機向東京投下了無數噸凝固汽油彈和高爆炸彈，高溫火焰殺死了十萬人，將東京十六平方哩的地區一舉夷為平地。這樣的火焰轟炸襲擊一直持續到七月。日本數十萬平民喪生，僅剩下五個城市沒有毀滅。這是純粹的戰爭行動，轟炸不再僅僅針對軍事設施，盟軍的目標是摧毀整個國家。

火海轟炸對普通美國人來說不是秘密。大家從每天的報紙上都可以看到具體的報道。這種整體摧毀城市的戰略勢必引起人們的道德反思。奧本海默回憶起戰爭部長斯汀生（Henry Stimson）對他說過的話：“他告訴我，如果沒有人起來抗議我們現在對日本進行的空中轟炸所造成的異常重大生命犧牲，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沒有說，我們應該停止對日本轟炸，只是覺得，在美國居然沒有人起來抗議，事情有點不對頭……”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七天以后，德國投降。物理學家西格瑞（Emilio Segre）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們動手得太晚了”。他認為，制造原子彈的惟一目的就是轟炸德國。

西格瑞的想法代表了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大多數科學家的意見。他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原子彈不能再用來對付納粹，大家疑慮叢生。這種疑慮在正式報告中是看不出來的。我們在各種私下的場合討論這個問題。”

5月31日，奧本海默出席了斯汀生組織的內務委員會（Interim Committee）會議。這是一個由政府官員組成的特別機構，目的是為戰爭部長參贊未來的原子能計劃。

斯汀生權勢熏天，控制了輿論宣傳大權。不過，原子彈是否投向日本這個問題沒有結論。事實上，這是一個早已經決定了的問題，決策者是白宮，而不是制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們。

戰爭部長告訴奧本海默和別的科學家，他和內務委員會的其他官員都認為，原子彈“不但是一種新型武器，而且使得人和自然的關系發生了一種革命性變化”，“原子彈是一種科學怪物，可能將人類吞噬”。斯汀生強調，原子彈可以鞏固世界和平。原子彈的出現，“從各種角度來看，都遠遠超越了這場正在進行的戰爭的需要”。

斯汀生詢及原子能的非戰爭用途時， 奧本海默開始發言。他首先強調，在現在階段，科學家們最關心的是如何縮短戰爭。由于原子物理學的基本知識在世界上的廣泛傳播，他指出，美國最明智的做法是將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方法和各國共享。“如果我們能夠在原子彈真正使用以前將原子能利用的資訊公開，美國的道德力量將會大大加強。”

午餐以后，與會者開始提出對日本投擲原子彈的問題。當時的會議沒有正式記錄留存。一直到正式會議結束以后， 人們還在討論原子彈可能造成的效果。有人提出來，投擲一顆原子彈的話，其作用看起來可能和春天以來對日本的大規模轟炸差不多。奧本海默同意這個說法，他補充道：“從視覺效果來說，原子彈爆炸是極具威懾性的。”他說，爆炸將形成一個高亮度的發光體，上升到三千至六千公尺高度。半徑一公里以內的生命都有危險威脅。

這次會議上，對于有關投擲原子彈的“所有可能目標和所有可能后果”都做了詳盡討論。戰爭部長斯汀生將與會者的意見綜合為：“……事先不能給日本警告；不能針對平民，但是，必須有盡可能大的殺傷數量以增加精神威懾力量。”

斯汀生說，他贊成哈佛大學校長康納特（James Conant）的意見：“最理想的目標是一個雇用大量工人的軍事工廠，鄰近有大量工人住房。”這樣，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轟炸的對象就大致被確定了。

1945年6月16日，“曼哈頓計劃”最高層次的科學家們提出一份不長的意見書，名為“對于立即使用核武器的意見”。奧本海默在上面簽了名。意見書修改以后送交斯汀生。

意見書分為兩點。第一，在使用原子彈以前，華府應當照會英、俄、法、中四國有關原子彈已經存在的事實，并且歡迎四國與美國合作，利用這個武器為契機改善國際關系。第二，科學家們在如何使用原子彈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一些直接參與制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建議，用一次演習來取代真正的攻擊。“建議用純粹技術性演習取代真正攻擊的學者們希望，將使用原子彈的行為定為非法。他們擔心，如果美國率先使用了原子彈，在未來的談判中將受到譴責”。奧本海默知道，他的大多數同事都是主張以演習取代攻擊的。但是，他站在另外一邊。這一邊的主張是，不能放棄“用立即軍事攻擊來拯救美國人生命的機會”。

1945年春天，太平洋地區血戰頻仍，日益慘烈。4月6日，美軍占領沖繩，日本以最極端手段還以顏色，日本空軍組成神風特攻隊，以血肉之軀駕駛飛機沖擊美國軍艦。但是，經過三個月地面戰爭，日軍投降人數高達七千四百名，顯示日軍內部心理防線開始潰敗。

日本政府仍然在抵抗。美軍截獲的日本密電顯示，天皇本人仍然表示“反對投降”。一直到7月事情才有轉機。杜魯門告訴斯大林有“日本天皇要求和平”的消息。問題的焦點在于“無條件投降”的定義。東京希望得到華府的承諾：天皇將不會受到傷害和羞辱。

引起杜魯門警惕的是，斯大林決定加入對日作戰，以迫使日本提早投降。蘇聯出兵日本本土的時間定在8月15日以前，而美國計劃第一波美軍在日本登陸的時間最早也在11月1日左右。

1945年初夏，杜魯門總統得到的建議是，一旦原子彈準備就緒，就用它來提早結束戰爭，而且要在蘇聯出兵以前動手。

奧本海默和他所領導的科學家們對此毫無所知，一直到戰爭結束以后。

1945年的夏天，新墨西哥州異常干旱炎熱。奧本海默嚴厲督促，每個人的工作強度都到了極限。奧本海默在給主持“曼哈頓計劃”的戈羅夫斯將軍的報告中，要求在正式使用原子彈以前必須進行一次完整的實驗。奧本海默說，由于人類在這個領域完全沒有具體知識，“不經試驗就貿然在敵方國土進行這樣一次爆炸是盲目的行為”。

一年以前，奧本海默曾經駕駛一輛四分之三噸的軍用貨車，在新墨西哥州的南部開了三天三夜，為原子彈的試驗找好了一個地方。那片地方位處小城埃拉莫伽多以北七十哩，被西班牙殖民者稱為“死人之旅”。軍隊在那里遷移了一些牧場，開辟出一塊十八哩長、二十四哩寬的實驗區，建造起一個現場實驗室和幾百個用于觀察原子彈爆炸的地堡。奧本海默把這塊地方命名為“三位一體”（Trinity）。

1945年7月中旬的波茨坦會議前，杜魯門總統示意戈羅夫斯，希望在會議開始的時候手上能握有原子彈這張王牌。在戈羅夫斯一再施壓下，奧本海默終于同意把第一次試驗的日期定在7月16日，星期一。

7月11日，奧本海默告別妻子凱蒂的時候告訴她，如果試驗成功，他會給她發一個電報：“你可以換床單了。”凱蒂把花園里找到的一片象征幸運的四葉苜蓿送給丈夫。

由于一次小型試驗失敗，有些試驗人員開始擔憂這次試驗結果可能是一個啞彈。許多人責難爆炸物理專家基斯田克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基斯田克斯基回憶道：“奧本海默那幾天神經有點緊張。我告訴他沒問題，還和他打一個賭。我用一個月的薪水賭他十塊錢，賭注是爆炸一定成功。”

離爆炸還有兩天的那個晚上，奧本海默睡了四個小時。一個睡在旁邊地堡中的軍官聽見奧本海默不停地咳嗽了半夜。

星期天早上，精疲力竭的奧本海默如常起身。他在吃早餐的時候終于得到一個好消息。理論物理部主任貝舍打電話告訴他，前幾天失敗的那次小型試驗原因查明，罪魁禍首是一個失效的感應器。貝舍強調，基斯田克斯基的設計沒有任何問題。奧本海默精神為之一振。他馬上轉而擔心天氣問題。

氣象專家哈巴德（Jack Hubbard）警告說，雖然現在試驗地區晴朗，但是，風正在卷來雨云，天氣要變。奧本海默立即給即將從加州趕來現場觀察爆炸的戈羅夫斯打電話，告訴他，天氣的變化可能影響試驗進行。

試爆前夜，奧本海默留在總部大廳等候天明。他一支接著一支地抽雪茄，同時一杯接著一杯地喝黑咖啡。最后，他拿起一本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法國詩人）的詩集靜靜地閱讀，伴隨著他的是一陣陣暴雨擊打著鐵皮屋頂的聲音。

一串閃電劃破夜空。物理學家佛米（Enrico Fermi）忍不住了。他向奧本海默提議，將這次原子彈試爆改期。理由很清楚，如果按照原計劃試爆，狂風會把沾染了放射塵的雨云帶到別的地區，“那將是一場災難”。

但是，氣象學家哈巴德堅持，這場暴風雨馬上就會過去，試爆只需要推遲一個小時，從早上四點推遲到早上五點，就夠了。

戈羅夫斯把奧本海默拉到一邊，一條條列出理由，強調試驗如期進行的必要。他們兩個人都清楚地知道，現場的專家已經精疲力竭。推遲試驗的話，幾乎可以肯定得在兩三天以后再重新開始。

戈羅夫斯擔心，如果哪一個科學家沖動起來，再來找奧本海默要求試驗展期，奧本海默會被打動。他干脆帶上奧本海默離開總部，一起來到試驗區南端掩護所，商議試驗時間的問題。這里距試爆的“三位一體”區僅僅六哩而已。

時間是凌晨兩點三十分，時速三十哩的大風刮掃著整個試驗場，雷雨聲勢不減。只有哈巴德和他的幾個助手堅持認為，風雨肯定會在黎明時分停歇。

奧本海默和戈羅夫斯每隔幾分鐘就走出地堡，看看天色。兩人不久終于做出決定，試驗在五點三十分進行，其余一切聽天由命。

一個小時以后，大雨漸停，風勢轉弱，天色晴朗起來。

五點十分，試驗場地所有的喇叭傳出中央控制室的聲音：“距離試驗還有二十分鐘，倒數計時開始。”

年輕的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Feynman）受命在距離爆炸中心二十哩外觀察。他怕看不清楚爆炸的情景，所以不打算使用實驗室發給他的深色觀察保護玻璃，爬上一輛卡車，隔著玻璃向埃拉莫伽多方向等候著。但是爆炸的第一縷光射來就把他嚇得馬上蹲下來。

他看到，第一波炫目的白光迅即變成黃色，然后是橘紅色。“中心異常明亮的一個橘紅色大球冉冉升起，慢慢漲大，邊緣變成細細的黑色。這時候你才明白，這是一個無比巨大的火球。”

足足過了一分半鐘，巨大的爆炸聲拖著長長的雷鳴才傳來。和費曼在一起的物理學家色貝（Bob Serber）說：“遠在二十哩外，我的臉上仍然有燒灼感。”

在現場的哈佛大學校長康納特說，一開始就是占據所有天空的白色閃光，“我以為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整個世界都燒起來了”。

奧本海默的弟弟、物理學家法蘭克·奧本海默也是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一員，他回憶道：“爆炸的第一道光亮得足以穿透緊閉的眼簾，緊接著的就是升起來的巨大、明亮的紫色蘑菇云。”他說，溫度高得遠遠超過了大家的估計，爆炸的巨響在遙遠的群山之間滾來滾去，“最可怕的是天上懸著的那些耀眼的紫色云層和黑色的放射塵，好像隨時會把地面上的人們吞噬”。

奧本海默面孔朝下躺在控制中心的地堡里。倒數計時還剩兩分鐘的時候，他喃喃地說：“上帝啊，這些事情擱在我心里難受……”

戈羅夫斯的副手法瑞爾將軍就在奧本海默的身邊，他回憶道：“倒數計時臨近尾聲的時候，奧本海默越來越緊張。最后幾秒鐘數完，接著是‘開始’……他兩眼茫然直視，直到爆炸閃光和巨大聲浪傳來，他才一下子松弛下來。”

稍后，物理學家瑞比（Isidor Rabi）目睹奧本海默走下汽車，眼見這個大功告成的人心情驟然輕松后，不知不覺用異常的步態行走，他難受得渾身皮膚都刺痛起來了：“他就像High Noon（賈利·古柏主演的電影《日正當中》）里面那個好漢警長那樣高視闊步。他竟然變成那樣”

早上，戈羅夫斯將軍指定的《紐約時報》記者勞倫斯（William L. Laurence）前來采訪。奧本海默用貧乏的言語描述了自己對于爆炸成功的感受，“恐懼”、“不無沮喪”，停頓一會兒，他說：“許多孩子還沒有成長就面對了死亡。”

無論奧本海默怎么想，現場的科學家們都是無比興奮。勞倫斯描述道：“巨大的閃光以后，足足過了一百秒鐘，傳來了爆炸的巨響，那是一個新世界誕生的初始啼聲！寂靜、凝固的景象驟然有了生機。原來躲藏在地下好像沙漠植物似的那一小群人，忽然跳起舞來。”歡呼雀躍了一會兒，大家這才開始相互握手道賀。“大家相互拍肩膀，笑得像孩子一樣”。

基斯田克斯基找到奧本海默，向他討打賭的十塊錢。爆炸成功了，他贏了。奧本海默掏出空空的皮夾，要他等一等。大家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以后，奧本海默特別舉行了一個儀式，把一張簽了名的十元紙幣鄭重頒贈給基斯田克斯基。

走出控制中心的時候，奧本海默和同事本布里基（Ken Bainbridge）握手。本布里基望著他的眼睛輕聲說：“現在我們都是萬人咒罵的狗娘養的了。”

回到基地，奧本海默分別和弟弟法蘭克，以及法瑞爾將軍干了一杯葡萄酒，然后通知機要秘書，給他的妻子凱蒂發一份電報：“告訴她，換床單吧。”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軍的B-29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扔下第一顆原子彈，殺死了七萬人。三天后，另一顆原子彈落在日本長崎。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7年，奧本海默擔任普林斯頓大學Advanced Study研究院院長。身為國家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主席，他警告美國不要陷入針對蘇聯的武器發展競爭，并且反對進行威力更強大的氫彈試驗。他的敵人乘機發難，控告他對美國不忠。1954年原子能委員會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以后，奧本海默被宣布為政治不安全人物，成為當時反赤色恐怖運動最著名的犧牲者。與此同時，他的“原子彈之父”的聲明也更加響亮。

奧本海默在1967年去世，時年六十二歲。?